From the President: February 2022
主席通讯 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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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我们就有了新冠疫苗，但仍缺乏足够的的覆盖率。全球分配不公平无疑是主要原因，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呼吁改变这一现状。然而，使问题复杂话的是，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对疫苗接种犹豫甚至排斥的上升趋势。这两种情况都与日益增加的分歧和相互指责有关，使得遵从 "理性 "医疗建议者和不遵从者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我们该如何以专业的方式应对这种现象？我们该如何理解它？  

卫生保健是一项人权。行使个人的卫生保健决定权亦是。在疫情大流行的现阶段，全球卫生专业人士之间存在着一种共识：疫苗接种是我们控制病毒传播，控制病毒对个人不良后果以及对公共卫生和整个社会影响的最有力的工具。

家庭医生是提高民众健康素养的倡导者。作为第一反应人（健康守门人），我们在人们安居的地方与他们接触，分享我们的医学知识和经验观点，以帮助我们的病人做出健康方面的正确决定。通过循证医学的科学标准而不断积累获得的知识，使得我们能够为病人提供严格的生物医学意义上的 "理性 "建议。在这一过程中，每位家庭医生都扮演着译者的角色，将经过验证的证据“翻译”成易懂的、令人信服的信息：“你可以采取的改善健康状况的最佳且唯一的行动就是戒烟”；“避免每天给你的幼童喝软饮料，这将有助于预防龋齿和肥胖，并减少他们日后患糖尿病的风险。”

然而，无论我们医生多么相信循证医学的理念，如果我们希望我们认为“理性”的建议是有用的，那么每个病人必须体会到它是有意义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另一个层面上为自己成为译者做好准备。如果我们要调整我们交流建议的方式，使其真正影响到我们患者的决策过程，我们首先需要深入了解他们的文化、信仰、情感和价值观，即他们的背景。因此，我们与患者的关系以及相互之间建立起的信任度对于我们将行为的潜力 "转化 "为行动而言至关重要。

尽管人们对接种疫苗犹豫不决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我认为它源于越来越缺乏信任，而这反过来加剧了个人自主权受到威胁的越来越强烈的感受。直到几年前，医疗决策还被讽刺为医生的工作就是获取和分配知识，患者的工作就是接受和遵从医生的命令。如今很多事情都发生了改变。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患者可以获取更多的医学信息—尽管并不都是可靠的。现在，网络空间经常出现在咨询室里，就像一个虚拟的第三人加入进来一样。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知识和证据以极快的速度与文化和信仰相碰撞。我们所珍视的医学知识可能会突然被劫持，被政治权力游戏所利用，或被重塑为身份标志。

我们都有个别病人不听从我们建议的经历，而且我们常常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不听从。但是，当不听从建议的潜在后果包括伤害集体、"我们"，还有我们医生，以及当这些后果可能增加的不仅是那个特定的病人，而是无数的其他人，还有儿童和老人的死亡风险时，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会有难以控制的挫败感。

我们本能的反应可能会让我们感到不知所措而没有一个良好的方式来回应。对医学知识的教条式信任可能会使我们走向滥用权利，导致家长式的要求，“按照我说的做，因为我知道什么对你最好”， 或者是另一个极端，我们恪守对尊重和保护病人的自由以及选择自由的承诺，这可能会导致我们漫不经心地耸耸肩，"你坚持认为你知道什么对你是最好的，所以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当我们在关键信息被淹没时仍然闭口不谈，或者没有对反疫苗人士看似冷酷无情的不负责任行为发表意见时，我们是否会指责自己在道德上的懦弱？无论这是否公平。我们的沉默是否反映了我们的恐惧，也许是害怕对抗，害怕失去他人正面的评价，害怕发现我们也可能怀有专横的冲动？

我们必须找到面对这些困境的方法。我们可以问自己和彼此以下这些重要而专业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继续按照我们的专业核心价值观，以及我们著名的 "首先不伤害病人 "原则提供医疗服务？我们如何才能对那些不接受我们建议的人保持同理心，即使我们认为他们不这样做的后果可能是致命的？

第一步是将此类问题列入议程，与公众一起反思、讨论和辩论，是的，但在此之前，先与我们的初级保健同事一起探讨。

Translated by Dr.Chengdian Lan 兰成佃and Dr.Hua Yang 杨华